股市偶尔会呈现“非理性繁荣”的特点，传媒和大众中间似乎越来越流行“非理性恐惧”。这种风气愈演愈烈，以至于说到病毒和恐怖主义，人们或许该听听美国前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名言：“唯一值得恐惧的东西就是恐惧本身。”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11月7日刊登一篇题为《恐惧才是新的流行病》的文章，解读了这种“非理性恐惧”的危害：

　　在各种各样的恐惧当中，最有感染力的是对未知的恐惧。以禽流感为例。卫生机构和其他相关部门公开宣称可能出现导致上千万人死亡的大流感时或许就在传播这种恐惧。亚洲特别受到这种警告的“轰炸”，尽管大规模流感不太可能择地而生。日复一日的警告或许能促使政府采取警告发布者所希望的预防措施，但也可能使非理性恐惧四处蔓延。

　　在改变饮食习惯和出行习惯以应对“禽流感威胁”之前，我们或许该回想一下非典（SARS）。非典刚刚出现时，其传染性尚未确定，人们的恐惧也在情理之中。但是，最终，非典在世界范围内导致的死亡还不到1000例，而且其中多为老人。现在看来，非典似乎已销声匿迹，但它却在亚洲和亚洲之外的广大地区留下了焦虑不安和经济损失，甚至波及那些没有出现一例非典的国家。

　　禽流感的确能置人死地，我们应该竭尽所能限制它的传播，比如扑杀可疑禽群等。但是，与禽流感类似，每年在世界范围内导致数百人死亡的疾病还有许多。香港最近就出现数例因接触感染猪肉死亡的病例：这种疾病属于中国的地方流行病。在东南亚，登革热和脑炎是常见的致命疾病，乙型肝炎也很普遍。

　　现在是否确实有理由认为，我们可能面临与1918年那次瘟疫同样规模甚至更为严重的大流感呢？不错，这类流感有朝一日大概必定会暴发，正如去年的亚洲海啸本可以预测将在“某个时刻”发生一样。但是，到底有没有足够证据表明，目前暴发一场新的、更危险的流感的可能性比两年前或五年前大？

　　H5N1病毒非常危险，但已经存在了数年时间。1997年，香港曾有6人死于H5N1，但此后只有一人死于这种病毒。1997年之后出现的病例主要是在越南和泰国。当然，H5N1“可能”演变为一种在人类中间传播的病毒。但是否有理由相信现在这种可能性就大于2000年？难道就没有其他可能性？比如，这种病毒本身的毒性逐渐减弱；再比如，病毒能在人类之间传播的同时失掉大部分毒性等。通常说来，病毒毒性都随时间的推移而减弱。

　　事实上，我们并不知道这种或其他流感类病毒的发展趋势。我们可以进行一般意义的筹划，密切关注事态发展，研制新的疫苗和药物，制定相应的公共卫生计划以应对流感。这都没有问题。

　　但是，我们现在几乎天天都在被灌输关于“禽流感”如何可怕的预测。世界银行宣称，禽流感引发的人类大规模流行病可能让世界经济损失8000亿美元。亚洲开发银行估计，流感将影响亚洲20％的人口，导致0.5％的人口死亡，并据此推算亚洲地区的产出将下降6.5％。你同样可以提出，下一场流感将使世界20％的人口从地球上消失――14世纪死于黑死病的欧洲人口大概就是这个比例；你同样也可以预测，禽流感导致的死亡人数不会超过非典。

　　目前还不清楚这些银行为什么如此急切地公布上述仅仅基于猜想的判断，除了呼应小报那些耸人听闻的标题以外似乎找不到其他原因。环境灾难每年在不知不觉中导致无数人死亡：与流感变异不同，这是开发银行真正能够解决的问题，但它们却漠不关心。

　　有一个问题是这些银行没有涉及的：传播恐惧导致的经济代价。非典时期曾牢牢控制亚洲的恐惧心理现在又初露端倪。有关禽流感的报道在地方新闻里大行其道。各地政府在紧张之下纷纷警告民众出行小心禽流感。澳大利亚有关方面甚至建议国民在去香港等地之前要找医生咨询。在香港甚至有人谈起诸如关闭边境一类的无益作法，让人想起19世纪的瘟疫隔离。

　　当然，暴发大流感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但这种可能过去也存在。官方目前的反应表明（援引一位流行病学家的话就是）“人类往往夸大病毒风险，同时又忽略真正的危险”。就目前而言，与驾驶汽车以及那种令人软弱无力的疾病――恐惧――  相比，流感的风险微不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