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杀的原因虽然千差万别，但归结起来只有一个，即丧失了对生命的希望。如何重燃希望的火焰，如何援救那些处于抑郁、沮丧、挫败等情绪边缘的人们，是世界各国卫生组织都在研究的课题。在发达国家，每个城市都有自杀预防与危机干预中心，有些国家在每个社区都设有公益性的心理咨询机构，对自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跟踪援助和紧急干预，有效地降低了自杀的成功率。但在我国，自杀干预这个概念还是在这两年才为公众所得知，自杀预防的机构也只在为数不多的几个大城市中才有设立，而在自杀率甚高的农村地区，对自杀的干预和预防还处于邻里规劝的“农耕阶段”。

　　相对较高的自杀人数和相对薄弱的自杀干预机制，构成了自杀问题的“中国语境”。

　　在青少年的生活世界里，很难见到专业心理咨询人士的身影，在许多高校里，心理咨询和精神救助还停留在老式说教的水准，其科学含量和现实对应性都很难让人满意。前两天，某高校搞了一场“自杀干预”的演练，活动方式虽已进化到“模拟话剧表演”的水平，但这相对于其他国家的“教育+筛查+治疗”模式来说，实在是幼稚得可以。心理咨询普及程度的低下，导致精神卫生的总体水平也令人忧虑，这是自杀干预的“上游”问题。从“下游”看，北京等大城市虽然建立了自杀预防中心，但是公众知晓程度、系统配套的网络化程度、干预的有效性都差强人意，在某些自杀救助的场合，出现频率最高的还是警察和消防人员，而罕见心理专业人士。而由于精神健康、自杀预防的民间机构很不发达，对自杀的干预很难在较大范围里展开。

　　世界卫生组织最近的统计表明，中国约有3900万人患有不同程度的抑郁症，有焦虑不安、恐怖和抑郁情绪等问题的大学生接近学生总数的两成。谁来守护这些脆弱的生命，已经成为我们社会亟须考虑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