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16年春天,从荷兰的莱顿大学寄来一份《广义相对论基础》单行本。皇家天文学会的通讯会员德·西特(1872-1934)教授,刚看到爱因斯坦这篇论文,就把它寄到了剑桥。剑桥大学的天文学教授爱丁顿一眼就看出,这篇论文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马上开始研究广义相对论,同时请德·西特写三篇介绍广义相对论的文章,发表在皇家天文学会的会刊上。这三篇文章,引起了英国科学界的广泛注意。因为这是英国人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以来的两个半世纪里,第一次有人向牛顿提出有力的挑战。
爱丁顿决定用日全蚀观测来验证爱因斯坦的新的引力理论。1919年5月29日将发生日全蚀。刚好,金牛座中的毕宿星团在太阳附近,如果天气晴朗,用照相的办法,至少可以照出十三颗很亮的星。这是天赐良机,到时候将给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也就是向牛顿挑战的新的引力理论,来一个判断。如果星光掠过太阳表面的时候,像爱因斯坦预言的那样拐弯了,这就证明爱因斯坦是正确的,否则……不,爱丁顿仔细研究过了,他坚信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是正确的。星光将会拐弯,拐过1.7秒,和爱因斯坦预言的一样。要用照相机照出这1.7秒的偏转角,就像在十几米照出一根火柴棍那样困难。不过,爱丁顿也仔细研究过了,这是办得到的。
在爱丁顿的热情倡导下,皇家天文学会开始了日全蚀观测的准备工作。这次日全蚀,月球的巨大影子横跨大西洋两岸。他们决定派出两支远征队,分别在非洲西部的普林西比岛和南美洲的索布腊尔观测。去普林西比的远征队由爱丁顿率领,去索布腊尔的远征队由另一位天文学家克劳姆林带队。
爱丁顿在4月23日到达普林西比岛,马上开始了紧张的准备工作。一切准备就绪,等待着那伟大的日子来临。
5月29日终于来到了。真糟糕!一清早就下起了倾盆大雨。爱丁顿在帐篷里搓着手,焦急地来回踱着。
中午,雨总算停了,阴云却还是不散,遮住了太阳。一点半,天空渐渐转成灰色,月亮来到太阳和寺球中间。可是,太阳依然隐没在云堆里。爱丁顿有点绝望了:要是这次拍不出星星的照片,两年多的准备工作就付诸东流,更糟的是,要过好几年才能等到下一次机会。爱丁顿下达命令,照原定计划拍照,有云也拍!
终于,天空暗下来了,仿佛黄昏突然来临。夜幕即将降落。节拍器打出有节奏的声音,日全蚀开始了。爱丁顿举起右手,往下一挥,轻轻地说:“照相开始!”
助手站在架子上,用一块遮光板控制每次曝光的时间。月亮遮住了太阳,太阳成了一个黑球。它的周围是一个亮圈,亮圈外喷出了火舌。大地沉浸在一片奇异的朦胧和寂静之中。云彩似乎渐渐散去,黑蓝色的天幕上,有几颗星星露出了珍贵的笑容。节拍器“啪、啪、啪”地响着,报完了那302秒日全蚀时间。一共拍了16张照片,天空又渐渐恢复了它的光亮。
爱丁顿等不及回伦敦,就在普林西比这个小火山岛上干起来了。他每夜冲洗两张底片,冲洗出来立刻研究。爱丁顿拿起刚定完影的底片,放在照明灯上细细揣摩。可是没有黑点,一个黑点也没有。
第一夜,第二夜,第三夜……最后,终于出现了一张底片,灰色的天幕上,紧挨着太阳,有几个非常清晰的黑点。爱丁顿拿在手里,禁不住心跳起来。牛顿的命运,爱因斯坦的命运,就在这一方底片上了。不,这不是两个人的命运,也不是两种科学理论的命运。这是宇宙的命运啊!空间到底会不会弯曲,这个至大至圣的问题,答案就在这一方底片上。
爱丁顿把这张底片和从伦敦带来的底片重叠在一起,放在照明灯的乳白色玻璃板上。他把眼睛凑上去。
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了。太阳周围那十几颗星星,都向外偏转了一个角度。星光拐弯了,广义相对论得到了证实。空间是弯曲的!
爱丁顿率领全班人马回到英国。去索布腊尔的远征队早回来了。他们拍的照片之中,有些也模糊不清,但是有七张,和爱丁顿的那一张是一致的。爱丁顿经过反复计算、核对,排除一切误差、干扰,最后他完全有把握了:日全蚀的观测,精确地证实了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
1919年11月6日下午,皇家学会和皇家天文学会在伦敦举行联席会议,听取两个日蚀观测队的正式报告。会议厅里济济一堂,英国科学界的泰斗们都在这里了。这些教授一个个都压低了嗓门说话,仿佛连空气中都感染到一种焦急的期待心情。观测的结果,虽然早就从各条小道泄漏出去,可是这件事情实在太重大了,所以正式宣布的时刻,就具有了历史意义。全球就像一幕古希腊的戏剧那样庄重。
皇家学会会长、电子的发现者汤姆逊教授在全场肃穆之中起立致词。他的背后挂着一幅巨大的牛顿像。汤姆逊说: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棗也许是最伟大的成就。……这不是发现一个孤岛。这是发现了新的科学思想的新大陆。”
1919年9月22日,爱丁顿还在对日全蚀观测数据作最后的计算和核对,洛伦兹给爱因斯坦拍来一个电报:
“顷悉爱丁顿发现星光于日缘处有偏转……”
爱因斯坦当然也很高兴,可是并不像爱丁顿那样激动,因为这个观测结果是意料之中的。他从来也没有想过:要是日全蚀观测的结果和广义相对论不一致,怎么办?他非常自信,这样优美、和谐的理论,是不可能有错误的。
爱因斯坦给母亲写了一张明信片,告诉她这个好消息。他知道,这是表达对母亲的爱的最好办法。父亲已经在1902年去世。母亲看到了爱子的成功,可是现在她身患癌症,也活不了多少日子了。
11月7日,爱因斯坦一早醒来,发觉一切都变了。一根弦拨动了全世界,他成了一位世界名人。
从早晨开始,就有记者来敲门。爱因斯坦一时摸不着头脑,不知道是什么风把这位“公众的向导”吹来的。消息灵通的记者先生告诉教授,昨天下午伦敦举行了一次有历史意义的会议。首屈一指的《泰晤士报》发表了一篇社论,题为《宇宙的结构》,里面有这样的话:
关于宇宙结构的科学观念必须改变……最杰出的专家们确信,世世代代以来认为无可置疑的事实,已被有力的证据推翻,需要一种新的宇宙哲学……
“新的宇宙哲学”!现在人人都在谈论这位“改变了宇宙”的学者。那么,这位“改变了宇宙”的学者本人呢,总该谈谈感想吧。爱因斯坦没有办法,只能拿出三年前写的那本通俗小册子《狭义和广义相对论浅说》来对付一阵。
第一个记者还没有打发走,第二个、第三个又来了。从早到晚,川流不息。他那安静的书斋,像百货商场那样热闹起来。
这真是可怕啊!每天早班邮件一到,围攻就开始了。成百上千封讨照片、讨亲笔签名的信。也有一些讨论科学问题的信。有人请他解释空间怎么会弯曲,有人请他证明宇宙怎么能有限,有人请他说明时间怎么能像橡皮筋似地拉长缩短。也有请求帮助的信。一个青年学生没有考上大学,请教授在教育部说说情。一个青年发明家的新发明被埋没了,请教授在科学院里讲两句……
信件还容易对付。爱因斯坦想出一个办法:请慈善机关代办讨照片和签名的信。谁捐了钱,就能拿到爱因斯坦教授的签名照片。这真是一举三得:既满足了那些名人崇拜迷的虚荣心,又帮助了穷人,更节省了自己的时间。至于讨论问题和请求帮助的信,爱因斯坦都尽量回信。
麻烦的是找上门来的人。摄影室、画家、雕刻家,各个行当的艺术家都来找他。已经成名的是为了丰富自己的作品目录,尚未成名的是要借着爱因斯坦的大名去闯出自己的名来。这些人只能靠夫人艾丽东海去对付了。
各式各样的哲学家、科学评论家、打油诗人、漫画家,无孔不入的商人,更是在这阵爱因斯坦热、相对论热中推波助澜。一个美国富翁出5000美元赏金,征求一篇3000字的介绍相对论的文章。市场上出现了“爱因斯坦式”的雪茄和“相对论牌”的香烟。英国的一家报上登出一幅漫画,把相对论和英国人特别爱好的侦探故事结合起来了:一个大侦探手拿电筒,照出一束强光,光线拐过两个大弯,落到正在撬保险柜的窃贼身上。漫画的标题是:爱因斯坦,这是小意思!
在这一片喧闹声中,爱因斯坦只有躲避的份儿。可是《泰晤士报》请他写介绍相对论的文章,他感到是义不容辞的。他要借此机会感谢英国同行不辞辛劳,去验证一个敌国科学家的理论。在一片“牛顿被推翻了”的叫喊声中,他要表达自己对牛顿的敬意:
“……可是人们不要以为,牛顿的伟大工作能被这一理论或者任何别的理论所代替。他伟大而明晰的观念,作为自然哲学领域里整个近代概念结构的基础,将永远保持它独特的意义。”
荣誉像潮水般地不断向爱因斯坦涌来。一个科学理论,引起世界这么大的轰动;一个科学家,引起人们这么大的热情,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
爱因斯坦是出名的好脾气,凡是有人求他,哪怕是素不相识的异国大学生,他也尽力帮助。然而,这位“好好先生”的耐性也是有限度的。那是在上流社会的社交场合,人人彬彬有礼,显得既高尚又风雅。对于众望所归的爱因斯坦来说,尤其必须高尚风雅。可是,那一身大礼服已经穿得他很不自在,他还必须不时地向先生们微笑致意,向夫人们说两句情趣隽永的俏皮话。这时,爱因斯坦的耐性快到尽头了。他恨不能从窗口跳出去,钻到地下去。他只能半闭上眼睛,渐渐地潜入抽象思维之中。人家对他点头,跟他讲话,他只管“嗯嗯”点头,头脑里却早已装满物理学了。可是,尽管他躲避、厌恶,人家还会传涌“爱因斯坦教授那种可爱的心不在焉”。
当时来找爱因斯坦的人太多了。1921年初,一位身穿皮大衣的客人来找爱因斯坦。他是从遥远的北方来的,是列宁派到柏林的文化使者,矿物学家费道洛夫斯基教授。他告诉爱因斯坦,年轻的苏维埃俄国即将出版第一批科学技术书籍,其中就有关于相对论的书。爱因斯坦握住费道洛夫斯基的手说:“请替我问候列宁!”爱因斯坦知道,俄国人正在受冻俄挨饿,他们需要最具体的东西棗面包、靴子……,可是这些无产者、理想主义的革命家,却对空间时间这类最抽象的问题也感兴趣。
爱因斯坦用行动来帮助苏联。当时苏联派到德国来学习的留学生、科学工作者时常受到冷落歧视,但是在爱因斯坦的教室、工作室和家里,却总受到热情的接待。
在那些年代里,爱因斯坦比谁都忙。他和泰戈尔等人一同签署告各国政府的宣言,呼吁停止军备竞赛,彻底裁军。他在巴塞起草的反法西斯宣言上签字。为了声援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他参加了国际反帝大同盟,当选为名誉主席。他是德国人权同盟(前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反战组织“新祖国同盟”)的理事。他写信祝贺在阿姆斯特丹召开的世界反战大会……
在那些年代里,爱因斯坦吸引着世界各地来的人。他是柏林的“名胜”之一。许多到柏林来上学的大学生,许多访问柏林的文化人,都把瞻仰“当代最伟大的天才”的丰采,当作重要项目来安排。歌剧院可以不去,勃兰登堡门可以不去,爱因斯坦教授在柏林大学的讲课是必须去听的。逢到爱因斯坦讲课的日子,大教室里常常座无虚席。他走上讲台,先随便讲上风句开场白,然后清一清喉咙,大声地说:
“诸位,以下我们要讨论统一场论的发展近况。为了节省诸位的宝贵时间,对这个专门问题没有特别兴趣的听众,现在可以退场了。”
哗啦啦,看客们一下子走光了,只剩十来个真正的听讲者。于是,爱因斯坦开始讲,怎样把引力场和电磁场结合起来,用一个统一的统一场论解决引力和电磁问题。这是相对论发展的第三阶段。
当时,爱因斯坦已经四十多岁。作为一个世界名人,也不允许他有多少时间去研究新问题。然而,爱因斯坦只要一有空,就会钻进他的阁楼书房,做开了计算。这间小阁楼,才是这位世界名人心向神往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