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时代的文学”是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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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军 文学自由谈 2006-04-03 |
近读阿来的文章――《科技时代的文学》。看到这个题目，读者可能认为作者是要探讨一下什么是科技时代的文学，但通篇读过之后，发现作者想讨论的，原来是传统文学在科技时代的命运，同时表达一下自己复杂的心态与感慨：既不满文学工作者在科技时代的洪流面前固步自封，又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否危及人文精神表示疑虑；既希望文学工作者更多地了解科学，又怕文学家从此成为“技术工作者”，成为写作“匠人”。当然，更可能是阿来想把“科技时代的文学是什么”这个问题交给读者去回答。下面，我就说一说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与大家交流一二。
认为科技时代将有不同以往的文学艺术，这种观点并非现在才有。毕竟科学技术渗入人类生活已经有几百年的时光了。六七十年前，欧洲就有一个叫未来派的文学艺术流派，把歌颂科技发展给社会带来的变革当成他们的纲领，把力量、速度、节奏等科技带给社会的变化当成艺术创造的对象。结果这个流派没有创造出什么有意义的作品，后来这个流派的不少成员中都投身于各国的新潮政治派别中去，使其名存实亡。从艺术观点来说，未来派的实践是失败的。失败的原因，就在于他们想直接用文学去描绘科学技术。八十年代以前中国科幻的主流归根结底也是这样一种主张，当然结果也以“教训”的身份隐入历史记忆。
无论是传统的文学艺术，还是科技时代的文学艺术，它们都应该有一个共同本质：都是“人学”，都把人作为关注的中心。如果没有这个共同点，那它们简直就是两种东西了，也不可能放在一起讨论。但科技时代的“人”已经不同于农业社会，甚至工业化社会早期的“人”了。今天人们的生活方式中到处都有科学技术的烙印。“人”既然不同了，作为“人学”的文学当然也就不同了。也就是说，科技对文学的影响是折射式的，是拐了一道弯的。
不知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可能有的读者不理解今天的“人”与以前的“人”有什么不同，从而不理解我这个结论的前提。下面我就举几个例子，说明一下“人”在科技时代是怎样改变的。
不少新兴国家都把死亡率下降当成一项社会成就，有时这种下降会给人以非常深刻的印象：一两代人之内，社会总人口的死亡率就会下降一二十！其实这里有个统计学上的小门道，死亡率的大幅下降主要是因为婴儿死亡率的大幅下降。在医学科学没有进入人们生活中来以前，人们是在家庭里，在缺乏卫生消毒的条件下分娩的。当时有接近十分之一的婴儿都逃不过一周岁的关口，所以前辈们才留下“满月”、“百岁”这些接连不断的庆祝日，以祝贺新生儿闯过一个个险关。如今，谁不是在医院里，嗅着消毒药水的气味降生的呢？甚至一些卫生保健类的报刊杂志上登出文章，探讨恢复家庭分娩的可行性。甚至有笑话说，年轻人不清楚履历表上“籍贯”的确切含义，就写上“产院”。
一个世纪以来，青少年性成熟的年龄越来越小。生理学家已经确认，产生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照明时间的延长。方便的照明工具还直接导致“夜生活”这种生活方式的诞生。有些人可能觉得这个词有些不雅，但如果我们把夜生活定义为“在阳光下睡觉，在灯光下工作、学习和娱乐”，我们会发现这是许多人通常的生活方式。比如星河和他的哥们儿们就经常过这样的“夜生活”。能享受夜生活的人未必都要记得爱迪生老先生，但他们无疑是被科学技术培养出来的人。
如今不少出版社出版“老照片”一类的书，以满足人们的怀旧心理和对历史的好奇心。这些老照片中不乏有百十年前王公贵族、权臣显要们的身影。用今天人们的眼光看，他们的穿戴打扮并没有什么好看的。这不光是审美标准的改变，更重要的是在那个时代里，除了丝绸之外，找不到其它轻薄挺括的衣料。可以说，今天的潇洒男儿和窈窕淑女是被化纤制品塑造出来的人。
春节期间，中央电视台播发了几条新闻，内容是老少边穷地区装上了卫星电视天线。画面上，一村的男女老少挤在一处观看一台电视。其实二十年前，这个场面就发生在中国最大都市的中心城区。仅仅一代人的时间，电视就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如今一天只看一个小时电视的人已经不多了，大部分人都在电视机前度过自己的业余时光。试想，一个人要把自己清醒时间的几分之一交给它，这种科学技术的影响力还了得？
去年我去《科幻世界》应聘之前，不少亲朋好友说，成都？太远了吧。但我不觉得远，因为我是“科技时代的人”，知道这两千公里的距离，坐快车用三十小时，乘飞机须臾即至，电讯往来更不用说了。今天我们的生活空间和生活选择大大增加，仍然要拜科学技术所赐。
当然，阿来也是“科技时代的人”，这倒不光因为阿来是中国作家里最早“换笔”的一批人，而是因为阿来人近中年，还在拼命读书、“恶补”。这其实是“科技时代的人”最本质的特点：科学技术推动整个社会一日千里地发展，早已剥夺了人们倚老卖老的权利。
讲了这许多，无非在于说明刚开始的那个命题：科技发展先是改变了人，然后或早或晚，或浅或深地要改变以人为本的文学艺术。“科技时代的文学”应该就是“描写科技时代中的人的文学”。当然，今天我们只能用预言的口吻谈论“科技时代的文学”，因为这种事物还没有成为现实。大概因为出身在传统艺术氛围中，不少处在文学艺术前线的人往往拒绝这种改变。他们住在装有空调的房间里，吃着用化肥和饲料添加剂制造出来的食品，穿着化纤制成的衣服，一边看着电视，一边拿起电话，与同好们一起咒骂科学技术给人类社会造成的“异化”，怀念田园牧歌时代的生活方式。这是他们的自由，但这样的艺术家即将被科技时代抛弃，也是板上钉钉的事。
顺便说一下，阿来的这篇文章以多利羊来破题，使我联想起《文学自由谈》97年6期上刊登的一个讨论集锦，在那个集锦中，一群文坛大腕就是围绕这只小绵羊说长道短的。当然，阿来选择这个话题可能是因为多利羊在媒体上露面的机会多，用它起头，文章易引起人们的注视和理解。但那些文坛大腕们则不然，除了这只小羊外，我没有在其它地方看到过他们对科学技术发表过自己的见解。这不光是内行与外行的问题，更是关心与不关心的问题。关注克隆技术并非说明一个人关注科学，相反，正说明这个人平时对科学不关心，只看到了媒体上竭力炒作的、有戏剧效果的科技新闻。其实，轰动世界的发明未必就是改变世界的发明。举个例子：诺贝尔的父亲曾有一项深刻改变人类家居生活面貌的重大发明，当时不仅没有轰动世界，老诺贝尔生前甚至根本没有能力找到投资，以便把它投入商业生产。这项发明说出来朴素至极――三合板压制技术。
所以，我希望我们的科幻作者――也许是今天这个时代唯一能敞开胸怀拥抱科学技术的艺术工作者，能够比一般社会公众，也比那些闭目塞听的文学工作者更多、更深入地了解科学，在科学技术与普通大众生活中铺建另一条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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